列寧：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
（1912年7月15日〔28日〕）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一篇文章 【原書註釋198】（我們是從布魯塞爾的社會主義報紙《人民報》 【原書註釋199】上轉載來的）使我們俄國人非常感興趣。
俗話說：旁觀者清。孫中山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旁觀」者，因為他雖然是個受過歐洲教育的人，但是顯然完全不了解俄國。可是這位受過歐洲教育的人，這位代表已經爭得了共和制度的、戰鬥的和勝利的中國民主派的人，在完全不管俄國、不管俄國經驗和俄國文獻的情況下，提出了一些純粹俄國的問題。這位先進的中國民主主義者簡直像一個俄國人那樣發表議論。他同俄國民粹主義者十分相似，以致基本思想和許多說法都完全相同。
旁觀者清。偉大的中國民主派的綱領（孫中山的文章正是這樣的綱領），迫使我們，同時也給了我們一個方便的機會再一次根據新的世界事態來研究亞洲現代資產階級革命中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相互關係問題。這是俄國在從1905年開始的俄國革命時期所面臨的最重大的問題之一。從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綱領中，特別是把這個綱領同俄國、土耳其、波斯、和中國的革命事態的發展對照一下，就可以看出不僅俄國面臨這個問題，整個亞洲也面臨這個問題。俄國在許多重要方面無疑是一個亞洲國家，而且是一個最野蠻的、中世紀式的、丟人地落後的亞洲國家。
俄國資產階級民主派，從它的早期的單槍匹馬的先驅者貴族赫爾岑起到它的群眾性的代表──1905年農民協會會員和1906－1912年的頭三屆杜馬中的勞動派代表止，都具有民粹主義色彩。現在我們看到，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也具有完全同樣的民粹主義色彩。這裏我們試就孫中山的例子來考察一下，目前已經完全捲入全世界資本主義文明潮流的幾萬萬人的深刻革命運動所產生的思想的「社會意義」究竟在什麼地方？
孫中山的綱領的字裏行間都充滿了戰鬥的、真誠的民主主義。它充分認識到「種族」革命的不足，絲毫沒有忽視政治問題，或者說，絲毫沒有輕視政治自由或容許中國專制制度與中國「社會改革」、中國立憲改革等等並存的思想。這是帶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義。它直接提出群眾生活狀況及群眾鬥爭問題，熱烈地同情被剝削勞動者，相信他們是正義的和有力量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真正偉大的人民的真正偉大的思想；這樣的人民不僅會為自己歷來的奴隸地位而痛心，不僅會嚮往自由和平等，而且會同中國歷來的壓迫者作鬥爭。
人們自然可以把亞洲這個野蠻的、死氣沉沉的中國的共和國臨時大總統與歐美各先進文明國家的共和國總統比較一下。那裏的共和國總統都是受資產階級操縱的生意人、是他們的代理人或傀儡，而那裏的資產階級則已經腐朽透頂，從頭到腳都沾滿了污垢和鮮血——不是國王和皇帝的鮮血，而是為了進步和文明在罷工中被槍殺的工人們的鮮血。那裏的總統是資產階級的代表，那裏的資產階級則早已拋棄了青年時代的一切理想，已經完全變得寡廉鮮恥了，已經完全把自己出賣給百萬富翁、億萬富翁和資產階級化了的封建主等等了。
這位亞洲的共和國臨時大總統則是充滿著崇高精神和英雄氣概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這種精神和氣概是一個向上發展而不是衰落下去的階級所固有的；這個階級不懼怕未來，而是相信未來，奮不顧身地為未來而鬥爭；這個階級憎恨過去，善於拋棄過去時代的麻木不仁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東西，決不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而硬要保存和恢復過去的時代。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這是不是說唯物主義的西方已經腐朽了，只有神秘的、富有宗教色彩的東方才光芒四射呢？不，恰恰相反。這是說；東方已完全走上了西方的道路，今後還會有幾萬萬人為爭取西方已經實現的理想而鬥爭。西方資產階級已經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經站著它的掘墓人──無產階級。在亞洲卻還有能夠代表真誠的、戰鬥的、徹底的民主派的資產階級，他們不愧為法國18世紀末葉的偉大宣傳家和偉大活動家的同志。
這個還能從事歷史上進步事業的亞洲資產階級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會支柱是農民。農民旁邊還有一個自由派資產階級，它的活動家如袁世凱之流最善於變節：他們昨天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面前；後來看到了革命民主派的力量，感覺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勝利時，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則可能為了同某個老的或新的「立憲」皇帝勾結而出賣民主派。
沒有真誠的民主主義的高漲，中國人民就不可能擺脫歷來的奴隸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這種高漲才能激發勞動群眾，使他們創造奇跡。在孫中山的綱領的每一句話中都可以看出這種高漲。
但是在這位中國民粹主義者那裏，這種戰鬥的民主主義思想首先是同社會主義空想、同使中國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即防止資本主義的願望結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傳和實行激進的土地改革的計畫結合在一起的。後面這兩種思想政治傾向正是構成具有獨特含義的（即不同於民主主義的、超出民主主義的）民粹主義的因素。
這兩種傾向是怎樣產生的？它們的意義如何？
如果沒有群眾的革命情緒的蓬勃高漲，中國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國的舊制度，不可能爭得共和制度。這種高漲以對勞動群眾生活狀況的最真摯的同情和對他們的壓迫者及剝削者的最強烈憎恨為前提，同時又反過來產生這種同情和憎恨。先進的中國人，所有經歷過這種高漲的中國人，從歐美吸收了解放思想，但在歐美，提到日程上的問題已經是擺脫資產階級而求得解放，即實行社會主義的問題。由此必然產生中國民主派對社會主義的同情，產生他們的主觀社會主義。
他們在主觀上是社會主義者，因為他們反對對群眾的壓迫和剝削。但是中國這個落後的、農業的、半封建國家的客觀條件，在將近5億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這種壓迫和這種剝削的一定的歷史獨特形式——封建制度。農業生活方式和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礎；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把中國農民束縛在土地上，這是他們受封建剝削的根源；這種剝削的政治代表就是封建主，以皇帝為整個制度首腦的封建主整體和單個的封建主。
因此，這位中國民主主義者的主觀社會主義思想和綱領，事實上僅僅是「改變不動產的全部法權根據」的綱領，僅僅是消滅封建剝削的綱領。
孫中山的民粹主義的實質，他的進步的、戰鬥的、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土地改革綱領以及他的所謂社會主義理論的實質就在這裏。
從學理上來說，這個理論是小資產階級反動「社會主義者」的理論。這是因為認為在中國可以「防止」資本主義，認為中國既然落後就比較容易實行「社會革命」等等的看法，都是極其反動的空想。孫中山可以說是以其獨特的少女般的天真粉碎了自己反動的民粹主義理論承認了生活迫使他承認的東西：「中國處在大規模的工業（即資本主義）發展的前夜」，中國「商業（即資本主義）也將大規模地發展起來」，「再過50年，我們將有許多上海」，即擁有幾百萬人口的資本家發財和無產階級貧困的中心城市。
試問，孫中山有沒有用自己反動的經濟理論來捍衛真正反動的土地綱領呢？這是問題的全部關鍵所在，是最重要的一點，被掐頭去尾和被閹割的自由派假馬克思主義面對這個問題往往不知所措。
沒有，——問題也就在這裏。中國社會關係的辯證法就在於：中國的民主主義者真摯地同情歐洲的社會主義，把它改造成為反動的理論，並根據這種「防止」資本主義的反動理論制定純粹資本主義的、十足資本主義的土地綱領！
孫中山在文章的開頭談得如此娓娓動聽而又如此含糊其辭的「經濟革命」歸結起來究竟是什麼呢？
就是把地租轉交給國家，即通過亨利‧喬治式的某種單一稅來實行土地國有化。孫中山所提出和鼓吹的「經濟革命」，決沒有其他實際的東西。
窮鄉僻壤的地價與上海的地價的差別，是地租量上的差別。地價是資本化的地租。使地產「價值的增殖額」成為「人民的財產」，也就是說把地租即土地所有權交給國家，或者說使土地國有化。
在資本主義範圍內實行這種改革有沒有可能呢？不但有可能，而且是最純粹、最徹底、最完善的資本主義。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指出了這一點，在《資本論》第3卷中詳盡地證明了這一點，在《剩餘價值理論》中與洛貝爾圖斯論戰時非常清楚地發揮了這一點。（原書隨頁註）
土地國有化能夠消滅絕對地租，只保留級差地租。按照馬克思的學說，土地國有化就是：儘量剷除農業中的中世紀式的壟斷和中世紀關係，使土地買賣有最大的自由，使農業最容易適應市場。歷史的諷刺在於：民粹派為了「防止」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竟然實行一種土地綱領，它的徹底實現會使農業中的資本主義得到最迅速發展。
是什麼經濟上的必要性使得最先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土地綱領能夠在亞洲一個最落後的農民國家中得到推行呢？是把各種形式各種表現的封建主義摧毀的必要性。
中國愈落在歐洲和日本的後面，就愈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體的危險。只有革命人民群眾的英雄主義才能「振興」中國，才能在政治方面建立中華民國，在土地方面實行國有化以保證資本主義最迅速的發展。
能不能做到這一點，能做到什麼程度，──這是另一個問題。不同的國家通過自己的資產階級革命所實現的政治方面和土地方面的民主主義，在程度上是不同的，而且情況是錯綜複雜的。這要看國際形勢和中國各種社會力量的對比而定。看來皇帝大概會把封建主、官僚、僧侶聯合起來，準備復辟。剛剛從自由主義君主派變成自由主義共和派（能長久嗎？）的資產階級代表袁世凱，將在君主制和革命之間實行隨風倒的政策。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正在發揮農民群眾在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方面的高度主動性、堅定性和果斷精神，從中正確地尋找「振興」中國的道路。
最後，由於在中國將出現更多的上海，中國無產階級也將日益成長起來。它一定會建立這樣或那樣的中國社會民主工黨，而這個黨在批判孫中山的小資產階級空想和反動觀點時，大概會細心地挑選出他的政治綱領和土地綱領中的革命民主主義內核，並加以保護和發展。
原書註釋198：
指孫中山《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一文（見《孫中山全集》1982年中華書局版第2卷第324-326頁）。該文是孫中山1912年4月1日《在南京中國同盟會會員餞別會的演說》的前半部分，譯成法文後載於同年7月11日《人民報》，又從法文轉譯成俄文，同列寧的《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一文一起載於1912年7月15日（28日）《涅瓦明星報》第17號。
原書註釋199：
《人民報》(《Le Peuple》)是比利時工人黨的中央機關報（日報），1885年起在布魯塞爾出版。在比利時工人黨改稱為比利時社會黨後，是比利時社會黨的機關報。
原書隨頁註：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0-191頁，第21卷第904-917頁和第26卷第2冊第163-176頁。——編者註。
載於1912年7月15日《涅瓦明星報》第17號 。
譯自《列寧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400-406頁。
選自《列寧全集》第2版第21卷第426-432頁。（199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