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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教授汪中求︰去了日本才知道 大陸實在差太遠
一位在中國、美國、日本三地的大學都工作過很多年的中國教授曾跟我說：“即使中國現在跟日本在一個起跑線上，我們也未必能夠趕上日本。國民素質相差30年。 ”
一位中國精細化管理專家，準備利用一年的時間考察精細化管理開展最好的日本、德國、新加坡三國。在第一站日本，我們的專家認識到：過去我們只知道日本企業家長於精細化管理，而這種精細化的思想，其實早已根植於日本社會的方方面面。
今年夏天，筆者作為中國精細化管理考察團的一員，對日本的企業、大學和政府的招商機構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考察。一周的所見所聞，我們對日本企業、機構的精細化管理有了深切的體會，更讓我們感到震撼的是，這種精細化思想已經深深根植於這個國家的方方面面之中。一位中國教授說：“即使中國現在跟日本在一個起跑線上，我們也未必能夠趕上日本。”
雖然時隔半年，但我覺得有必要將一些見聞記錄下來。而當我準備將此文公開發表的時候，我卻不由得擔心：會不會有人看了此文，就認定汪中求沒有民族自尊心了呢，甚或乾脆就說我已經是今日的？
壓力驅使著日本人拼命工作
日本人背後似乎有一隻看不見的手，驅使著他們拼命地工作，而且在工作中互相督促、精益求精。
自覺遵守與相互督促
工作時間，日本男性白領最常見的裝束是西裝、襯衫加領帶，即使夏天室外40多攝氏度的高溫也是如此。大熱天裹著這麼正規的裝束，因此業務員在街上中暑昏倒的事情也就不足為奇了。不僅是白領，連出租車司機也都西裝革履，儘管熱得不停擦汗，但就是不會把外套脫下來。事實上可能沒有誰管，但這是他們的職業化習慣。
在日本街頭，經常可以看到60多歲的警察或保安在跑步指揮車輛，專心致志。書店的工作人員趴在地上擦地，跪下來工作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我們去酒店用餐，進餐廳時把鞋子亂糟糟地脫在一起，出來時發現服務員都給我們擺好了，一律頭朝外，一伸腳就可以穿上。
在任何單位，如果有人做事不努力或者把事做砸了，就會有好多“好管閒事”的人上來指責：“哎呀，純子小姐，怎麼這麼做事啊？”“木村先生，你的失誤，讓我為你沒面子啊１我跟日本朋友總結說：“日本人是寧可自己付出更多，也必須要獲得或保留干預和指責他人的權利。 ”朋友回答說：“真的是這樣。這是一種氛圍，逼著你提高。 ”
忙工作忙得沒時間做夢
如果工作的事情沒有做完，日本人是不可能下班的，這是他們的一種習慣，很多根本沒法一下做完工作的人就只好推遲下班。一天晚上8點來鐘，我們路過世界500強之一的住友公司門口，大批員工那個時候才下班。我們很迷惑，是集體加班還是其他什麼原因？晚上11點半，我們在地鐵站看到人流如潮。不少人一天打兩份工，一上車就睡著了，太累了。
在日本，男士平均結婚年齡是35歲，當父親的平均年齡是36歲。很多人甚至都不敢結婚，不敢生孩子的人更多，特別是職業女性。因為女人一生孩子往往就意味著職業生涯的結束。女人不出來工作，主要原因是小孩沒有辦法給別人帶。請一個人帶孩子，比自己打一份工還貴，自己帶孩子五六年，沒辦法再跟得上社會的發展，只好繼續做家庭婦女。
我覺得是政治家在逼日本人拼命，政府的政策迫使你不得不努力。日本人的所得稅非常高，45%；遺產稅更高，70%。不能讓你把錢存在那裡，為自己養老做準備。到65歲，才有可能靠政府的津貼來養活自己，這個時候才可以不拼。
國家給你的壓力太大了，所以必須拼命地干。有位日本朋友跟我說：“日本人不做夢，哪有時間做夢１聽完，我莫名其妙地傷感。
人際互信與秩序共守
儘管壓力巨大，但日本人的生活卻從容而有秩序。這點從東京市容的細節上就能感受得到，綠化率極高，幾乎沒有見到裸露的土地，即使偶爾有一個小角落空出來，都會種上一株樹或擺上幾盆花。
路不拾遺
東京的房子一般不裝防盜門，很多門是非常薄的木板門和玻璃門。偶爾一樓有防盜網，二樓以上我從未看到防盜網。我們很驚訝，他們怎麼不擔心入室盜竊的問題？此外，多數自行車是不上鎖的，連摩托車晚上也是丟在外面，根本不擔心什麼。
在火車上、在旅店、在會議室，甚至在餐廳，再值錢的包，放在那裡根本沒有人動。京都火車站人流如織，旁邊的餐廳人來人往，餐桌上七八個包丟得零零散散，並不見一個人。所以西方人老聽中國人說，“你先去，我在這兒看著。”人家始終不懂這話什麼意思，你“看”它幹什麼？
我們住過的幾個酒店沒有“查房”之說，你走了就走了，把牌子放在那裡，把費用結清就可以。而在中國住酒店，離開時“查房”的程序必不可少，很多酒店還有物品損害賠償價格表，表現出一種非常深刻的不信任。我們的一位老師，在日本坐地鐵，西裝放在衣架上忘了齲而撿到的人幫他寄到下一站，等他來取，而且燙好、折好。
在商業鬧市區，經常看見女士將翻蓋手機架在牛仔褲後兜上逛街，就這麼著，誰也不在乎。還見過一個女士，背一個很大的包，朝外的第一個口袋就是錢包，我在1米外都可以看得見，她就這麼逛，沒有覺得有什麼危險。
我們總覺得貧富差距過大才會有搶劫盜竊，實際上不完全是這樣。日本也有窮的，至少從各地去的人也有窮的，而且也有流浪者。我這次還找了一個街頭藝術家給我畫了一幅漫畫像，標價1600日元。他畫完以後，自己感覺畫得不好，就只收了1000日元，還一個勁地道歉。
堵車但秩序井然
日本人很講究秩序。排隊是正常的，而且自覺保持1米距離。在自動扶梯上，人們都很謙和地站在左側，讓有急事的人從右側快速通過。
在東京，我們見過幾百人在一個路口等紅燈，沒有一個人亂闖的。車輛在通過路口時也沒有減速的意思，因為所有的人都一定會遵守交通規則，不需要減速，也不可能出現意外。但是，在紅燈轉為綠燈的時候車輛反而慢下來，車可以通行，走到一半的行人也可以通行，只要有一個人還在穿越，車輛就會讓人，這個時候就體現出了“以人為本” 。
日本的路並不一定都很寬闊，很少看見超過單向四車道，甚至還有主要公路是雙向單車道。有一次高速路堵車，但還不至於堵得不能行走，只是慢，絕對沒有人插隊，更沒有人急著猛打喇叭。
我們的團隊每到一家酒店，酒店都有人到前面的路口迎接，指揮車輛怎麼開進去，停在什麼地方。我們住過的幾家酒店，都有一個牌子豎在大堂，寫明“某某團隊” 什麼時候出團，並按照時間順序排好，這樣可以避免若干團隊一起出發造成擁擠。如果時間安排出現衝突，酒店會建議某些團隊推遲五分鐘或者十分鐘出發。
深刻的危機意識
日本的版圖大概相當於我們一個四川省，但人口密度卻比四川還要大。地狹人多，又沒什麼資源，而且颱風、海嘯、地震非常頻繁，從這個角度來講，日本是一個非常可憐的國家。正因為如此，日本人有深刻的危機意識。
吃一次涮肉也會覺得無比幸福
日本的學校每月一次防火演習，每季度一次防震演習。每個家庭都備有壓縮防災包，裡邊擱壓縮餅乾、純淨水、保暖衣、手電筒和雨披。日本全社會從上到下都只有一個信念，我自己要拼命，如果不拼命這個國家就完了。
我們去考察豐田汽車公司，豐田做汽車之前，整個日本是沒有汽車工業的，那時的汽車他們叫“自動車”。造“自動車”最早也是由豐田第二代領導人提出來的。他去考察英國的汽車，回來就發奮自己做，把原本很掙錢的紡織放棄了。由於不分白天和黑夜地努力，這個人只活了50來歲。為了民族的發展和國家的進步，日本很多人都是甘願做出自我犧牲。
日本雖然是汽車大國，但企業中層及以下員工幾乎都不可能開車上班，因為停車費奇貴。東京的許多停車場，100日元只能停車15分鐘。多數日本人都買得起車，但是沒多少人負擔得起停車費！
在我們看來，日本這麼發達一個社會，一般人吃飯應該不成問題。但日本人正餐也吃得很少：菜只能遮住一個小碟子的底部，米飯也只有一小碗。我總懷疑日本人很少吃飽飯。至少我在日本工作的朋友，如果哪天能開懷吃一次涮肉，會覺得幸福無比。真不懂日本人這樣是為了健康保持七分飽呢，還是為了貫串一種壓力意識？
租房要給房東感恩費
日本人住房壓力非常大。我大膽猜測這也是日本政府刻意為之。
日本房價高是全球出了名的，東京的住房均價是每平方米6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4萬元)，一個人辛苦一輩子可能也只能混一個小房間。普通人根本買不起住房，買得起的白領也不過買四五十平方米的小房子。
最奇怪的是日本的租房方式：不僅租金特別高，而且首付得5個月租金。除了當月租金、押金(相當於兩個月租金)、中介費，還有一筆感恩費要付給房東。很難理解，日本市場化程度那麼高，房客反而要向房東支付感恩費？我覺得他們的政府是故意這麼幹的，使得整個民族從上到下都特別緊張。
出租車司機給學生上社會課
日本學生上課並不完全在學校內，他們經常把學生拖出去學習。到風景點去參觀，去看祖先怎麼拼的；到企業去參觀，看企業是怎麼發展的。讓你去思考，看你能否跟得上時代，能否適應社會需要。嚴格來講，這是他們的公民意識教育和思想教育，或者叫德育。
他們對德育很重視，投入也非常大。我們去參觀世界文化遺產清水寺，就碰到很多中學生。學生不是老師帶隊，而是由出租車司機領著。一個出租車司機帶四個學生，他會把社會上很多事情講給學生聽，一兩個小時不停地跟學生講，這是司機必須做的。學生做筆記，回學校還要寫感想。
日本整個民族憂患意識非常重，小學課本就告訴學生：這個國家生存是很艱難的；這個國家處境是非常危險的；這個國家是可能隨時被別人打垮的。儘管日本歷史上，從來沒有外來侵略者能夠深入日本的本土(二戰美國的佔領不算侵略)，但是日本政治家始終認為外族強盛了，就一定會打進來，別人發達了日本的生存空間就相對萎縮了。
中日國民素質30年的差距
日本社會流傳一句話：“管好自己，不給社會添麻煩。”每個人都是這麼一個信念，整個社會公民素質就非常高。
瓶子扔掉前還要將商標撕掉
日本居民在街上如果一時找不著垃圾桶，就把垃圾帶在身上，回家放進自家的垃圾桶。有一位陪同我們的女士，我們有人告訴她：“小姐，你身上有兩根頭髮。”“很抱歉。”她一邊說一邊把頭髮取下來，用一張餐巾紙包好，放進自己的口袋。
在自助餐廳吃飯，人人用完餐都會自己收拾桌面，桌上灑的幾滴湯會用紙巾擦去，杯盤碗筷收到集中存放的地方。
抽煙的人當然還有，但絕不會有人亂彈煙灰、亂扔煙頭，在街邊吸煙都會帶上一個便攜式的煙灰缸(我就特意從日本買回來兩個便攜式煙灰缸)。
在公共場所遛狗的人士，身上一定帶著垃圾袋，狗一拉屎，馬上小心翼翼地掃起來裝到垃圾袋帶走，再用紙巾把地面擦乾淨。
我認為人類的文明和垃圾的處理緊密相關。垃圾的處理可分為四個文明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隨地吐痰階段”，既然隨地吐痰就會隨地甩垃圾；
第二個階段是“集中堆放階段”，北京現在處於這個階段，垃圾開始集中堆放，不亂丟；
第三個階段是“分類處理階段”，日本把垃圾分成三類：可燃物、不可燃物、瓶罐器皿。個人認為中國包括北京在內的大部分城市還沒有真正到達這個階段；
第四個階段是“精細管理階段”，就不止是三類分放了。比如，通常人們會在可樂喝完後把瓶子扔到垃圾桶了事，而日本人會把可樂瓶上的商標紙撕掉，丟進可燃物的垃圾桶，再把瓶子塞到裝瓶罐的垃圾桶內(因為瓶罐回收後也需要工人把商標紙撕掉)。
同樣，家裡用完了的醬油瓶，日本人往往會用清水把瓶子先洗一洗，再放到垃圾桶裡，因為回收後也需要清洗的。摩絲類產品的空瓶子，日本人在扔進垃圾桶之前，會先給瓶身扎一個孔，以免存在不安全隱患。
順便提及，日本東京有若干大型垃圾處理廠，當然有很高的煙囪，只是煙囪並不冒煙，而且垃圾廠附近必有一個體育常垃圾焚燒的餘熱可以供體育場的游泳池保持水溫，還可以讓大家健身的時候理解自己和垃圾的關係、人和環境的關係。
管好自己，不給社會添麻煩
日本人出門都喜歡帶一把傘，而且是長柄的傘(很多出門的人，旅行箱旁邊也插一把長柄傘)。所有的公共場所都有一個機器，裡面是塑料袋，把傘往裡面一插，套一個袋子再拉出來，提著雨傘進屋內就不會有水滴出來。我們在日本那麼多天，只有一天是晴天，但從未感到哪兒濕漉漉的。連公交車上也都有一個放置雨傘的桶。到一些名勝參觀，進室內，得把雨傘和鞋子放在門外，等回來再取；如果不從原路返回，就用垃圾袋將鞋裝著，提在手上，出口處必定會有一個箱子，用來收集裝鞋的垃圾袋。
日本人非常彬彬有禮，一天到晚地鞠躬。我覺得，這種東西不只在表面，是從內心深處對社會的一種認同，知道自己的渺校大公司的高層也總是低著頭走路，微閉著眼睛，自我收縮，甘為渺校這事實上是一種境界：把別人看得比較高大，把自己看得很卑微。
我們去參觀了兩所大學，和中國的大學很不一樣，沒有圍牆，也沒有氣派的門樓，不起眼的大門上只有很小的一塊牌子，非常普通。就連豐田那麼大的公司，總部大樓也並不奢華，牌子也是很小的一塊，很低調，不那麼囂張。
一位在中國、美國、日本三地的大學都工作過很多年的中國教授曾跟我說：“即使中國現在跟日本在一個起跑線上，我們也未必能夠趕上日本。國民素質相差30年。 ”
雖然我們不喜歡聽，但是我能理解，確實國民素質是不一樣。
作者簡介：汪中求，清華大學特聘教授，精細化管理研究專家，著有《細節決定成敗》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outseachina/1/1549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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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不敢啟齒的天大喜訊？葉文南寫於 2010年10月12日 18:09
日前特別去買了兩份的報紙，每一分的報紙頭版頭條，都是大大的登載“諾貝爾和平獎”，今年的得獎人是劉曉波，也是中國第一人得到這項殊榮（去年為美國總統歐巴馬）。筆者原本不太瞭解劉曉波是何許人，如何有那本事拿到“諾貝爾和平獎”？看看報紙裏面寫的內容介紹，才知道是“08憲章”讓劉曉波入獄至今，是“劉曉波因觸犯中國法律而被中國司法機關判處徒刑的罪犯”（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的電視聲明）。
筆者看了看突然很想笑！中國走到今天，不論軍事、經濟、參與國際事務（辦奧運、世博、維和），都已經奠定世界數一數二不可替代的地位，竟然會怕一個沒有能力的“書生”，怕一個“敢言者”去從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以今天而言，最有可能讓共產黨失去政權的，恐怕只有臺灣的“中國國民黨”吧！？但以目前共產黨在大陸掌控的能力與實力，坦白說，再一萬個“中國國民黨”也無法讓大陸的執政黨（共產黨）下臺或失去政權。就憑他一個人（劉曉波），共產黨有什麼好怕的呢？
溫總理到國外訪問，已經說過多次：“保證人民選舉權、知情權、監督權、參與權”、“我認為言論自由對每一個國家，都是必不可少的，不但要讓人民享有言論自由，更重要的是，要創造條件讓他們能夠對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評”，以上都是最近溫總理在國際場合的公開發言。如今，“諾貝爾獎”提供這個平臺，讓中國展現出“泱泱大國的胸懷與氣度”，而大陸面對“諾貝爾和平獎”，又為何躲躲閃閃、左支右絀呢？
過去臺灣也走過威權統治，兩蔣時期的各項對人民的控制，不亞於現在大陸的情況，而自1977年“高雄美麗島事件”後，經過一段時間的“陣痛期”（有街頭暴力抗議、當街打砸翻車、自焚、絕食。。。等等），許多異議人士（以施明德為首）被以“叛亂罪”關入大牢，有的一關二十幾年，有的較早放出來，經過“選舉”當上“市長”（高雄市的陳菊）。彼時並非馬上“百花齊放”，也是逐步的修法、開放黨禁（臺灣現在有一千多個黨，當然也有“臺灣共產黨”）、開放報禁、開放民營電視臺。。。從 “百年立法院”的普選、改選，到“總統”直選，一路上都是跌跌撞撞走了過來。所以，基本上臺灣現在的狀況，跟劉曉波的“08憲章”也差不到哪里。而差別在改革以前是“你說的話、寫的文章有叛國的內容，你就有罪”（也就是臺灣之前的“刑法100條”爭議）；現在是“你做的事有叛國的行為內容與已經某部分發生效應”，才會收集證據定罪。臺灣的電視，從第一次民選“總統”李登輝上臺之後，哪一個元首不是在臺灣的電視上天天被罵？李登輝被罵的很慘（丟掉國民黨政權的始作俑者）、陳水扁被罵的更慘（是民進黨貪腐集團的總代表）、馬英九正在被罵（軟腳馬、跛腳馬）。而臺灣的老百姓看法很簡單，你不想被罵，就得做的更好；你下次想再幹四年，就得做的讓更多人的認同你的施政作為，來投你一票。這些施政作為，都有電視、報紙等媒體在檢驗著，也有“議會、立法院”在監督政府，稍微做的不好，隔天就被媒體嚴厲的批判。如去年的“88風災”，死了七百多人，行政首長（“行政院長”）與副首長（“行政副院長”），就被電視、報紙批判到下臺換人（災害發生時，行政首長去理頭髮，副行政首長“父親節”陪岳父吃飯），您以為在臺灣的官那麼好當嗎？
而從大陸的劉曉波得到“諾貝爾和平獎”，與溫總理最近幾次的國際場合談話，都顯示出大陸已經往“政治民主、言論自由”的方向靠近。果如是，則馬上面對的問題，就是“教育不足”。大陸從小的時候就被教育要“忠黨愛國”，要堅持“共產黨”領導、專政，所以一切要以“黨”的利益為利益，在這基礎之下，大陸民眾要怎麼接受“突然到手”的民主呢？萬一選出來的人，不是“上面”指定的人，那怎麼辦呢？這些都是臺灣過去剛開放民主的時候，所碰到過的事。所以，臺灣就被反對黨要求“軍隊國家化”、“公務員行政中立化”，不管哪一個黨執政，都能夠確保國家的運作與人民的生活作息一切如常。臺灣民眾在16~18歲上學之時，就要上孫中山先生的“民權初步”、“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課程，在滿二十歲時，才有“投票權”。所以，大陸要實施“民主”，就必須甩掉一些“偶像、造神”的觀念假像，先從教育開始，而老師們更是要補強“民權初步”的精髓，才能正確的教育好下一代對“民主”最基本的認識。
同時，開放認同“一個中國”主張的兩岸三地政黨，來大陸發展組織，形成競爭與刺激，造成良性循環的政治氛圍。透過修法的過程，適當放寬、解除“言論自由的範圍與限制”，讓兩岸三地的新聞媒體（電視臺、報紙），進入大陸經營，逐步放寬對新聞媒體的管控（管理還是需要，如臺灣的“NCC”）。這些都可以立法，做有效的規範與管理。
而開放民選的部分，可以從沿海挑選2~3個“鎮”或“區”開始，並同時選出有監督“鎮務行政”責任的“議員”（或鎮、區代表），比照臺灣或香港的模式試行。初步有了成功的基礎，再逐漸往“地藉市”的方向努力，不要求速度，但力求整體的運作在可以控制的範圍之下。以目前大陸的“村長”選舉而言，筆者所親眼聽到、看到的都是不好的一面。以臺灣的選舉法規而言，這些選“村長”的候選人都構成“賄選”的行為。不論候選人選前送什麼東西，或以任何形式的招待、請客、旅遊，選後期約給好處，讓得到好處的人投自己一票，都算“違法”，嚴重者不僅當選無效，還要被判刑坐牢。所以，老百姓“選舉與投票“的相關法紀教育，就要有電視、報紙廣為宣傳，並由國家提供豐富的獎金給檢舉“賄選”的檢舉人（必須成案，並且判刑確定）。選舉的細節，可以聘請臺灣、香港承辦過選務工作的人當顧問，指導如何辦好選務工作。
總而言之，劉曉波的得獎，大陸不應該視為“洪水猛獸”，以言論、思想、文字方式，將“良心犯”羅織入獄，實在悖離世界民主潮流。以劉曉波所提“批判式思想”，都只是一般現代人所需要的普世價值而已！胡主席也一再強調施政要“以人為本”，深入瞭解民間疾苦，解決人民所碰到的問題與困難。整體而言，中國各方面的強大已不可同日而語，尤其在經濟方面的表現，更讓世界刮目相看。就溫總理說過的一句話：“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果實就會得而復失。”所以，我們也期望大陸有令人振奮的政治改革作為，讓這個屬於中國人的“諾貝爾和平獎”更顯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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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歌 （國語版）
中華人民在歌唱，
歌聲燃燒著怒火，
叫喊著人權自尊不作奴隸向強權叩首！
戰鼓隆隆徹雲霄，
呼應著心靈在震盪。
新中國近在眼前，
我們快站起來！
有誰和我在一起，
掀起這民主的抗爭？
跳過這防火牆，
擦亮我們的眼睛！
快加入戰爭，
那為自由而生的熱心！
中華人民在歌唱，
歌聲燃燒著怒火，
叫喊著人權自尊不作奴隸向強權叩首！
戰鼓隆隆徹雲霄，
呼應著心靈在震盪。
新中國近在眼前，
我們快站起來！
懇求你付出一切，
四處種滿那自由花。
有流血也有犧牲,
但你願否去創新天?
勇士們以血去解放我心愛中國!
中華人民在歌唱，
歌聲燃燒著怒火，
叫喊著人權自尊不作奴隸向強權叩首！
戰鼓隆隆徹雲霄，
呼應著心靈在震盪。
新中國近在眼前，
我們快站起來！
網球廳宣誓（le Serment du Jeu de paume；或譯網球場宣言）是一份由577名法國三級會議第三等級代表和少數第一等級代表於1789年6月20日簽署的誓言。它是法國大革命的序幕。
之前，法王路易十六反對將三級會議改為國民會議，不允許第三等級的代表進入三級會議的會場，因此後者決定在附近的室內皇家網球館開會（當時已開始下雨）。在那裡，第三等級的代表們發誓將繼續開會，不制定法國憲法決不解散。除一名代表拒絕簽字外，其餘577名代表都在誓言上簽字。這是一次革命性的行動，它向世人表明，政治權利屬於人民及其代表而非君主。
網球廳宣誓通常被認為是法國大革命誕生的標誌。